K没什么大碍，打了一晚点滴，第二天下午就出院了。我下班后，给了帮他叫救护车，又陪他一个白天的漂亮姑娘五百块钱。

　　秋天冷，姑娘穿得也单薄，在冷风里抖，说是太忙没时间买厚衣服，过几天直接拿羽绒服出来穿。

　　我说现在流行网购，你上网买，不行让K买了给你送去，K一天到晚也是闲着。

　　那哪能麻烦你们，姑娘连连摆手。

　　有一搭没一搭聊了几句，她人挺开朗，话里话外说自己也是在北京读的大学，回老家没工作，现在只能北漂。

　　我一眼看她在撒谎，不过萍水相逢，自然不必拆穿人家。

　　和姑娘道别后，K说他想去长安街走走，我左右没什么事，就陪他一起。

　　自从他父亲去世后，他总是挂着脸，不太笑。

　　长安街车水马龙，巨大的红色的天安门城楼远远耸立着，伟人在巨幅油画上微笑。

　　那城门楼告诉我们，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。

　　我对K开个玩笑：“你看，古人说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其实天上人都住在地下小洋楼里，我们平民才拼命往高楼大厦里钻，不接地气。”

　　K难得笑了一下：“阿哥，我身体不好，拖累你了。”

　　“熬夜玩魔兽玩的。越说不好越不好，能吃能睡哪里不好？”我摸了摸口袋，又开始抽烟，似乎吞云吐雾能缓解一些精神上的危机，“别叫爷爷奶奶担心。”

　　“哦，我知道了。”他垂下脑袋，手机屏幕亮了，是他和他爷爷奶奶爸爸的合照，“昨天我腿疼，想去看医生，刚下楼胃病犯了。”

　　我像真正的哥哥一样揽过他的肩膀安慰他：“没事，有我呢。明天我们去看医生。”

　　K本来不瘸，也不沉默，他和我在同一间大学读法律，很热心社会公益。

　　记得几年前，他老给在北京讨薪的民工写诉状买车票，的确帮到一些人，也没少被骗钱。

　　前年冬天，他假意邀请我一起去蒙东故地重游，其实是偷偷为我们俩长辈的事上访递信。

　　出事的时候我正在酒吧玩，只觉得右眼皮老跳，冷不丁一个电话陌生打来：号主出事儿了，拉到人民医院了，你快来吧。

　　我一听吓得腿软，匆忙往医院赶。

　　一路上，出租车轮子老打滑，司机怎么都不肯开了。

　　我哭着求他，差点跪下来磕头，还好东北人大哥好心，把我送过去。

　　医院里乱得像菜市场，我找到孤零零躺在角落的K，还费了点功夫。

　　天寒地冻，他身上只有一件衬衫，紧闭着眼睛，额角的血都干了。

　　护士给他简单做了包扎，余下的要等我交钱才能处理。

　　他妈的你们快救他，你们站着看什么！

　　我是家属，我签字行了吗，求求你们了！

　　我边缴费边吼他们，差点因为寻衅滋事进去。

　　我在手术室外不吃不喝坐了六个小时，一直到K从被推出来，整个人都还不清醒。

　　医生说，他浑身骨头断了七八处，右腿膝盖粉碎性骨折，脑子里还有淤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吸收完，先住ICU，一天三千块。

　　三千块，把我拆了器官当零件卖也没这么多钱。

　　我先缴了一天的，掏出手机往香港给K爷爷奶奶打电话，接通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　　难道要我说，我爸爸害了你们儿子，我又害了你们孙子吗？

　　谁叫他去上访，谁叫命运他妈的这么折磨我们。

　　一番折腾，幸好没死，只是他身体不好，不能再学法，转了专业到文学院。

　　我想他毕竟二十出头，小心养着也总能复原，可K不这么想。

　　受伤后他陷入了一种沉郁悲怆的心境，经常一个人闷着。

　　有时候他对我说：“阿哥，他们把我拖到面包车里打，看我快死了，怕承担责任，又把我从天桥上扔下去。但我不会死，我一定要活到我爸爸的年纪，看那些人死在我前面。”

　　萧瑟的秋风吹着我们，人间已和习惯于赞颂天安门的时代大不一样了。

　　“你最近工作怎么样？还和那些人混在一起吗？”武警站岗的花坛前面，K突然问我，“昨晚爷爷奶奶打电话，想要我们回香港，奶奶想你了，问你有没有交女朋友。”

　　虽然是异父异母的兄弟，但我们之间话不多，我没告诉他我嫖宿官二代富二代红三代的事，不过我猜，他幷非全然不知。

　　“嗯，再等阵吧，大陆还是机会多些。你怎么不回去？”那时候我和K说不清我为什么要留在北京，或许我能找到当年害我爸和他爸的恶人呢？

　　高干圈子消息灵通，总能听到什么。

　　口袋里手机震动，是赵新杨，我用赵晓荷买给我Iphone4s接起来：“怎么了？”

　　他在电话那头说：“今晚要不要来我家吃饭？我大哥之前也在国资委，他想见你一面，我推荐的。”

　　我走几步，避开K：“呀，你要公开出柜了？”

　　“宋玉明，你对我家人尊重一点行不？”

　　“开玩笑罢了，你家在哪里？我打车去。”

　　“到时候我来接你，挂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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